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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重要的负责，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应该自己干的事情一定要亲自过目，亲自动手。比如，应该上去看的山头就要爬上去，应该了解的情况就要及时了解，应该检查的问题就要严格检查。不能懒，军事指挥员切忌懒，因为懒会带来危险，带来失败。比方说，一个军事指挥员，到了宿营地就进房子，搞水洗脸洗脚，搞鸡蛋煮面吃，吃饱了就睡大觉。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和打败仗，常常是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没有组织准备，工作没有做到家，懒的结果。

　　因此，调查研究工作要贯串在各项工作中，要贯串在每一次战役、战斗的整个过程，反对打莽撞仗、糊涂仗，反对急性病，反对不亲自动手做调查研究的懒汉作风。特别是敌情，必须切实摸透。因为敌情是活的，敌人必然会极力隐蔽、伪装他们的真实企图和行动。要尽一切可能不间断地侦察，查清敌人的部署和动向，看他扮演什么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是主力还是非主力？是骄兵还是败兵？能集中多大兵力向我们进攻和阻挡我们的进攻。查明敌主官的特性，看他惯用和擅长用什么战法，根据他当前的企图判断他可能采用什么打法，等等。

　　四、要有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信心。读的方法是把图挂起来，搬个凳子坐下来，对着地图看，从大的方向到活动地区，从地区全貌到每一地段的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逐块逐块地读，用红蓝铅笔把主要的山脉、河流、城镇、村庄、道路标划出来，边读，边划，等到地图差不多快划烂了，也就差不多把地图背熟了，背出来了。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组织有关指挥员和参谋对作战地区和战场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的地形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至脑子里去，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影，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这样，在你死我活、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下，可以比敌人来得快，争取先机，先敌一着，掌握主动，稳操胜券。

　　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每一次战役、战斗的组织，要让大家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让大家来找答案，而且要从最坏的最严重的情况来找答案。把所有提出来的问题都回答了，再没有问题没有回答的了，这样，打起仗来才不会犯大错误，万一犯了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不能因为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就把它丢开，留下一个疙瘩。如果这样，是很危险的，在紧要关头，这个疙瘩很可能冒出来，就会使你们心中无数，措手不及。当然，在战争环境中，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次都提完，也不可能一次都回答完，整个战役、战斗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不断回答问题的过程。有时脑子很疲劳，有的问题可能立即回答不了。这时，除了好好地和别人商量以外，就好好地睡一觉，睡好了，睡醒了，头脑清醒了，再躺在床上好好想一想，就可能开窍，可能想通了，回答了，解决了。总之，对每一个问题不能含糊了事。问题回答完了，战役、战斗的组织才算完成。

　　1995年1月5日，台湾“中常委”讨论高中考试问题时：郝柏村（上图右二）说，考试和教学方法要好好检讨；连战说，今后要以“活学活用”为目的。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风靡内地，台湾人称为“”；90年代副主席也高谈起“活学活用”，大陆人却忘了说反攻了台湾。当然，若以为以上九个“要”便是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要”：要面对失败。

　　1929年1月，在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上，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二团守井冈山，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但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领受了任务，带领二十八团进人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后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就成了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惊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和少数机关人员。要反击，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带着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了一阵，才勉强收拢起分散开来的部队。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部队日夜行军想摆脱追兵，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接触，造成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未通知就带二十八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人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振林、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则还未起床。枪声一响，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领袖们，差一点就被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是利用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朱德差一点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毛泽覃腿部中弹。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挨了个记过处分。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

　　历史在某些时候喜好开一些并非恶意的玩笑。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几个后来颇负盛名的人物，都集中在考试成绩并不太好的第二团里：第二连有一个面孔文静（毕业照片上甚至还戴了副眼镜）、爱好历史的陕西学生——后来蒋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第三连有一个面孔同样文静、同样对历史感兴趣的湖北学生——后来的红军王牌第一军团军团长。从来不是那种在张榜考试中名列前茅，也不是那种登高一呼云集者众的人。卷面作答，沙盘作业，操场演练，他的成绩并不惊人。“军校之鹰”、校长“宠儿”之类的词，比他更合适的人比比皆是。他的军事基础得益于黄埔。但他日后真正的军事造诣，则几乎全部来自红土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战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