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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市早苗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涉，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背信弃义，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高市此言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日本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首次在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心，也是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用心极其险恶，性质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

　　胡继平（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高市早苗的发言显然颠覆了日本政府以前在上的立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在《中日联合声明》当中，日方对有明确表述。需要强调的是，在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日方向中方提交的书面外交文件中表明，台湾应当归还中国是“日本政府不变的见解”。同时关于台湾海峡冲突的性质，1972年日本大平正芳外相也明确表示，台湾与大陆的争端，政治上当然是内政问题；1975年，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再次重申，两岸冲突在法律上应该是内战。上述日方表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当时日本政府的立场，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如何处理是中国内政。高市的发言显然和日本过去的立场相违背。

　　高市的发言否定了一个中国立场，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且，还试图以武力威胁中国，这既违反国际法，也违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因此，高市的发言不仅使中日关系倒退，而且可能引发中日两国的直接武力冲突，甚至破坏东亚和平。当前，必须为中日关系中的基本原则正本清源，日本在上的立场倒退如不加制止，将贻害无穷。日本所谓“一贯立场未变”的说辞极具欺骗性，欺骗国际社会，也欺骗日本国民。我们应该将过去日方相关立场表述都晒出来，给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看看，看清高市的立场是否符合中日联合声明，是否和过去日本政府表态一致，看清楚日本是否是一个遵守外交承诺和外交条约，讲国际信誉的国家，这对日本国民也是一个教育。只有让大家看清楚日本政府的错误立场，才可能制止日本重新走上对外战争的道路。

　　高市涉台言论至少在两个层面有违《联合国》和中日之间四个文件，特别是和平友好条约。第一，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都强调，不得干涉内政。第二，涉及。《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这个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下面还有半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日本将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我认为没有这半句话的话，《中日联合声明》是不可能达成的。

　　高市在最新的答辩中又宣称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对台湾的所有权利，无权对台湾的地位发表意见。这是她在日本国会再一次触碰中国的底线。如果按照“旧金山和约”，《中日联合声明》不可能达成，中国从来没有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内容和其合法性。所谓“旧金山和约”是在排斥中、苏等二战重要当事方的情况下，对日本单独媾和而发表的文件。这份文件违反了1942年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关于禁止与敌国单独媾和的规定，违反《联合国》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其对台湾主权归属等任何涉及中国作为非缔约国的领土和主权权利的处置都是非法无效的。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这次高市发表涉台言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认为，实际上就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一次集中反映。如今，日本政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冷战结束后，自民党的两次下台再上台，日本政界的变动使得其右翼生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可以说，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是退一步、进两步，到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之后，整个日本政治和社会右倾化明显加速。

　　孙明（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关于日本“网络右翼”的问题，我们观察到，日本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极化程度非常高，特别是日文的帖文，茧房效应比较明显。从境外社交平台的一些账号可以看到，属地为日本的账号当中支持高市的言论不少，而且强硬右翼的声量比较大。当然我们还要考虑日本国内“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但“网络右翼”确实已经成为日本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现象。其背后的成因，除了政治影响之外，社交媒体本身容易受到一些算法的影响，同时会受制于单一日语语种的制约，再叠加一些当地媒体和社交平台的操纵，其实更容易在日本内部形成信息茧房。

　　王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高市早苗这次的挑衅非常张狂，这并非是她为了“应急”而发出的个人失言。日本想介入台湾蓄谋已久。第一，在上，日本有着特殊“情结”，一直觊觎对台发挥影响，也一直千方百计地实施渗透行动，直至谋划以武力干预我们的统一大业。最近有媒体爆出，日本为培养台湾地区的媚日、亲日势力花了很多钱，日方认为这是久久为功的行动。第二，是日本的强军备战。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修订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代表的“安保三文件”，根本目的是强军。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其实把“干预台海”，视为日本复兴的最后一个机会。

　　修改“安保三文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建设打击能力强且高效的作战体系，包括中远程打击能力的部署、美日指挥作战一体化等等；二是强化无盟伴支援下可持续作战能力，说白了就是在美国未出兵仍处于考虑的状况下，日本也能撑一阵，这就需要日本有一定的弹药储存和武器部署的准备；三是深化美日同盟及“美日+”的安全合作，东京想把更多所谓“盟友”拉入印太地区，然后在台海这个“战场”，不管是军事上还是制裁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这个趋势非常明确，哪怕没有高市的发言，所有行动都在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高市发出涉台错误言论，显然不是经验不足。如今高市内阁集中了日本自民党内多位在外交领域经验丰富的高层，而且她上台一个月时间里不断推动政策改变，包括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等。此外，还致力于加强在西南诸岛的军事力量。以这些法律制度上、军事部署上的动向来判断，高市内阁是在加强日本军事力量的道路上“暴走”。这种“暴走”是因为出现了什么“有事”的情况吗？没有，台海没事，整个东亚地区都没有事情。高市早苗等右翼政治势力只是想找一个借口。

　　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针对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在中方作出强有力的反制之后，我看了一下日本学界的反应，日本政治生态和涉华舆论的危险性值得我们关注。日本国内中国问题知名专家川岛真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解释为什么中方这次对高市的涉台发言表现得如此强硬，其中有些观点很有代表性，也有很大的误导性和迷惑性。例如他认为这次中方正利用这一机会，发动全方位的对日舆论战和认知战，特别是利用社交媒体和多语种的方式，来“制造日本社会内部的分裂”。我认为，从目前日本国内的一系列动向来看，此前左翼学者提出日本进入“战前回归”状态，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所谓“战前回归”，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是政治光谱的“战前回归”和“知华派”的基本消声。日本政治生态和舆论氛围正在经历一个显著的二战前气氛，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对华政策上，批评、指责甚至妖魔化中国，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而且，鼓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成为日本政客捞取选票，推动修宪、扩军这一政治议程的最便捷抓手之一。在这种氛围下，日本政坛理性的声音已经系统性地被“消声”，原来那些主张中日友好的群体一旦发出不同声音，就会被贴上“媚中”、软弱甚至卖国的标签，遭到政治围剿和舆论霸凌。结果就是理性声音要么被迫转向，要么彻底失语，导致日本对华政策讨论空间被极度压缩，而对华强硬和主张牵制、对抗中国，成为唯一“正确的选项”。

　　第三，日本国内已经形成一个政界、媒体和学界“三位一体”的构造。这三个界别也可以看作当前日本社会掌握话语权和权力的最核心统治集团及精英阶层，而且对日本普通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之间通过这种高度协同、相互强化的行动，正在形成对日本民众一种长期化、系统化洗脑，政界负责定调、媒体负责把声音放大、学界负责背书。政界、媒体和学界打造的这种闭环，成功地在日本社会培育和壮大了“思潮”，也从根本上来解释现在中日关系的民意基础为什么受到如此大的破坏。